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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天天学习|“窑洞之问”今再答) 编者按: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更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为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天天学习》栏目特别推出系列策划,带您一起走进这些闪耀思想光辉、饱含鲜明品格的历史现场,探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源头与实践根基,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陕北延安,中共党史上熠熠生辉的地标。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这里亲眼见到“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的中国共产党人,并在这里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对话。黄炎培的问题与一个千古难题有关: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老一辈共产党人就“窑洞之问”给出了第一个答案。70多年后,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再答“窑洞之问”——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从探寻党和人民的关系,到着眼自身、刀刃向内,跨越漫长岁月的两个答案,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清醒和坚定。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安杨家岭参观毛泽东旧居。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在一次面对“关键少数”的重要会议上,总书记从历代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到历次农民起义先胜后败,再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深入剖析古今中外治乱兴衰规律。他深刻指出,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自我革命有多难?有人这样比喻——犹如拿起手术刀,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如今,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1.01286亿名,党的基层组织达543.1万个。大党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但大党独有难题,归根到底要靠大党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回望105年党史,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从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解决自身问题。“现在,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习近平总书记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因为曾长期在地方工作,总书记对作风问题洞若观火。2012年,履新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到20天,他就主持制定中央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时,74岁的老党员崔荣海挤到人群前面,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激动地说道:“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正是在这次考察期间,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二字意涵深远。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的政治模式,不相信有执政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而中国共产党以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作出了响亮有力的回答。一次次“打虎”“拍蝇”“猎狐”激浊扬清,“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一部部党内法规制定修订,“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持续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环环相扣,“推动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空前。105岁的中国共产党,“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表达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近一段时间,皮尤、盖洛普、益普索等多家民调机构公布的一系列民调显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正缓慢脱离非黑即白的“敌人叙事”,越来越多普通民众不再简单将中国视作单一安全威胁,转而接受“战略竞争者”这一更中性的定位。《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近来走访美国多地,采访了科技从业者、退休教师、小企业主等不同群体的普通民众,受访美国人普遍坦言,媒体长期渲染的“中国威胁论”正在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感受脱节,与此同时,关税抬升物价、供应链牵系生计、社交媒体展现鲜活中国日常,让他们重新看待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美国这种民间对华认知的微妙变化,恰好显示出中方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民间基础。不过,中国学者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必须客观认清本轮美国民意转向属于触底后的反弹,整体对华好感度仍处于历史低位。中方始终秉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理性认知,坚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重要理念,为大国相处探索可行路径。美国人对华印象的三个现实样本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主流舆论场对中国形象构建了一套固化的叙事: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均被解读为针对美国的威胁。但近年来,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正在变得复杂。三名年龄、职业和生活轨迹不同的美国人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突然“喜欢中国”,而是他们越来越不愿意用简单的“朋友”或者“敌人”来定义这个国家。28岁的塔卢拉是西雅图一家科技公司的设计师,她习惯靠社交媒体了解外界,最初对中国萌生兴趣和政治话题毫无关系。“我刷到博主夜游上海的短视频,视频里没有军事报道、没有政治评论,有的是开阔整洁的街道、地铁、便利店,还有烟火气十足的街边餐馆。”她回忆道,“夜里十点多还能在外就餐,城市现代又热闹,着实让我意外。”塔卢拉此后开始关注中国旅行、美食博主,去年专程前往上海游玩,亲身感受中国城市建设与民众生活。叠加美国物价持续上涨,她开始思索:“过去听闻中国是头号竞争者,我并未多想。可美中关系趋向紧张后,电脑、汽车、日用品价格轮番走高,我不禁疑惑,对抗究竟能带给我什么益处?”塔卢拉认可美国应当守住国家安全底线,但绝不认同竞争等同于“全面脱钩”。在她看来,两家企业能够同台比拼实力,同样可以维持正常商业合作,大国之间亦应如此。居住在马里兰州的67岁退休小学语文教师卢克,成长于美苏冷战时代,习惯用“我们VS他们”的对抗框架解读大国关系,早年将快速发展的中国划入“对手”范畴。改变他固有思维的契机,是他陪同孙女参与校园亚洲文化活动的一段经历。一名中国留学生现场展示书法、教孩子们使用筷子。“孙女问的都是上海有没有迪士尼、中国学校是不是和美国学校一样。她根本没有问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人。”这件小事让卢克意识到,年轻一代不会自动承袭上一代人的对抗式恐惧。“‘竞争对手’和‘敌人’不是一回事。”他说,自己尤其反感美国政治讨论中把所有中国问题都包装成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我的房贷、药品、食品价格,还有孙女将来的工作,这些事情比国际政治口号更直接。”38岁的小型家居用品进口企业经营者伦妮,从供应链角度重塑了对华认知。多轮对华关税落地后,商品成本大幅上涨,涨价会流失客户,压缩利润又让经营难以为继。她试着把产能迁往越南、墨西哥,却发现零部件配套、生产时效与品控都存在差距。“你会发现,全球供应链不是一个开关,不是今天说不要中国,明天就可以全部搬走。”这种经历改变了伦妮看待中国的方式。“经济上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她与一家中国工厂老板合作了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地缘政治,我们讨论的是质量、交货时间和价格。他担心有没有订单,我担心我的公司能不能活下去。”伦妮说,这种非常普通的商业关系,恰恰说明中美关系不能只从美国政治角度理解。三位受访者的转变,并非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全盘改观。但是,他们开始用个人生活、工作、社交的真实经验建立自己的中国形象,开始抛弃媒体输出的单一“威胁叙事”。“中国”也从地缘政治语境的概念,最终落地为每个美国人触手可及的复杂现实图景。对华态度触底反弹,但仍处于历史低位普通美国人的心态变化也反映在多家机构的民调中。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3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将中国定义为“敌对国家”的受访者比例从2024年的42%回落至2026年的28%,60%的受访者用“竞争对手”形容中国,还有10%认为两国是“伙伴关系”。与此同时,2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较2023年的历史低点近乎翻倍,较2025年提升6个百分点,但超七成民众依旧保持负面印象。对于美国民众对华心态的变化,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联合益普索、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今年5月的民调显示出这一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多数美国人希望与中国保持稳定的贸易关系,以降低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民调结果显示,66%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对中国加征关税会损害美国经济;61%的受访者认为此举不利于美国新增就业机会。其中,92%的民主党受访者和81%的独立人士对美国加征关税持“极度负面”立场。民调还显示,自2021年7月起,美国民众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支持率开始下降,2024年9月后更是大幅下滑。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智库研究中心主任高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国成年人比例在短短两年内从2024年的42%骤降至2026年的28%,这种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实属罕见。数据表明,美国民意正从被意识形态裹挟的非理性对抗,向基于切身利益衡量的现实主义认知模型回归。此外,美国工商界与多数州经济同中国保持深度依存,这种攸关饭碗的切身诉求形成抵制“敌对叙事”的强大内驱力。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工商界、农业州、地方社群长期释放的对华合作诉求,让普通民众直观感知到“脱钩断链”的高昂代价。叠加美国民众注意力更多向内聚焦民生议题,炒作地缘对抗的吸引力持续弱化,再加上人文交流回暖,亲身实地的交往体验推动美国民众对华认知从情绪化敌对回归理性化竞争。不过,专家提醒称,美国对华民意转变属于触底反弹,美国对华整体负面基调并未根本扭转。尽管许多民众认为双边贸易让美国获益,但美国战略层面的戒备心理并未消失。美国年轻人更愿意合作而非对抗在近来多个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民调中,人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希望美中两国开展合作。英国《金融时报》8月6日的文章援引美国“探照灯”研究所今年3月的民调称,在18至34岁的群体中,62%的受访者希望美国“与中国合作并改善美中关系”,只有29%的受访者希望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指南针”组织5月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82%的“Z世代”(指1997年至2006年间出生的人群,被称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网络原住民”)受访者认为,过去25年,美中双边经济关系对美国而言是“非常好”或“利大于弊”的,68%的受访者希望鼓励中国投资。刘典认为,美国民众对华态度转变,除经济成本、全球秩序认知转变外,还有多重深层社会与传播动因。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的单一叙事公信力持续下滑,社交媒体的多元真实视角,正在打破长期固化的对华刻板印象,尤其是青年群体不再轻易被极端对立叙事裹挟。一名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下越来越多美国人从涉及自身的物价、贸易、社交媒体和亲身见闻中明白,将中国简单定义为“敌人”不符合自身利益,对话与合作更契合民意诉求。这种源自基层的朴素认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提供了珍贵民意土壤。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冯亚仁、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陈子帅 郑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