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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之光照亮强军征程——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创作启示■刘笑伟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海报。作者提供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 6 集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该片自 7 月 30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后，迅速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也获得国际舆论关注。广大观众纷纷称赞，该片既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生动阐释，又是新时代强军兴军成果的鲜活呈现，也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军队捍卫主权、守护和平的决心和能力。目前，"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 " 在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义。根据近年来参与创作《逐梦》《淬火》《攻坚》及《制胜》的实践与思考，我认为：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是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融合多种媒介形式与技术手段，以系统阐释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为主旨、以 " 思想 + 艺术 + 技术 " 的融合传播为创作理念、以 " 故事化叙事 " 及 " 理论可视化 " 等为主要手段，通过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可感知的视听内容，不断增强思想传播的感染力与接受度的新型影视作品。《制胜》正是在这些方面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它不再满足于告诉观众 " 强军思想是什么 "，而是让观众真切感受到 " 强军思想为什么是真理 " 以及 " 它如何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这支军队 "。一思想解读类影视作品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处理好 " 深入 " 与 " 浅出 " 的关系。太深，则曲高和寡，传播效果有限；太浅，则流于说教，失去思想的重量。《制胜》共 6 集，分别为《战旗所向》《换羽之 " 陆 "》《挺进深蓝》《空天砺剑》《东风浩荡》《联战联胜》。该片聚焦 " 能打仗、打胜仗 " 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了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制胜》在思想解读方面的做法是，把思想通过故事表达出来，把故事通过人物讲述出来。该片不刻意渲染成绩、不片面展示装备，而是透过实战演训场景、体系作战逻辑、官兵成长经历，深度诠释 " 制胜 " 的根本原因：一是思想之胜，"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 能战方能止战 " 等重要论述，通过一个个故事得以生动呈现。二是精神之胜，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红色基因传承和初心使命、血性担当铸就了胜战之魂。三是体系之胜，联合作战真正实现了攥指成拳、联合制胜。同时，该片的艺术表达始终服务于价值传播，在震撼的视听体验、细腻的故事叙事中，潜移默化传递强军思想、凝聚民族自信，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教育性的高度统一，彰显了主流融媒体影视作品的责任与担当。二在叙事方式上，《制胜》也进行了一些大胆的革新，构建起了意象叙事、场景叙事与人物叙事层层递进的叙事体系，兼具美感与深度。比如，它实现了军种叙事的诗意表达。该片以 " 春雷、海浪、疾风、焰火 " 四大自然意象精准对应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四大军种实战演训场景，将军事训练的画面与自然天地的磅礴意境相融，赋予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叙事诗意美感与东方美学意蕴，让叙事更加形象可感。该片借鉴使用了文学化的叙事手段。比如，在展现海军官兵胜战能力时，该片是通过讲述 " 绝境逢生 " 的故事来实现的。某潜艇在执行远航任务中，在敌方反潜兵力持续巡弋的情况下，又突发致命的 " 掉深 " 险情。官兵一边要应对随时可能被水压碾碎的危机，一边要保持静默隐蔽。最终在短短十几秒内精准下达 5 道口令，成功化解险情，并圆满完成了对敌编队的侦察和模拟打击任务。火箭军的胜战故事则聚焦于一场实战化演练。蓝方精准破袭后，红方一辆发射车的号手被全部裁定 " 阵亡 "，仅剩下指挥长薛伟和一名警戒号手。在极端情况下，薛伟独自坐上控制台，一人完成了全套发射流程，成功将导弹发射升空。这些典型场景中典型人物的细节挖掘，让作品更加富有叙事魅力与情感张力。该片还探索构建了 " 单兵—军种—体系 " 的层级递进叙事逻辑。全片 6 集采取 " 总—分—总 " 的叙事结构，层层铺垫、步步升华，从一线官兵的极限练兵、对抗突破，到各军种专项作战能力展示，最终落脚于联合作战体系的全方位跃升，完成从 " 单一装备制胜、个体英勇制胜 " 到 " 体系融合制胜、系统全域制胜 " 的逻辑构建。该片秉持纪实叙事原则，不回避短板、不遮掩困境、不讳言失败，真实呈现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突破与成长，让强军故事更具真实质感。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学。《制胜》努力创造了属于新时代的军事美学，真实是它最重要的艺术底色。该片坚守 " 纪实为本、实景为要 " 的创作原则，所有作战场景、演训画面、装备实操镜头均为一线部队实景实拍，不使用任何影视虚拟特效。从远箱火箭炮实弹发射到福建舰电磁弹射，从舰载机起降到海空突发态势处置，所有画面均源自真实演训、任务场景。这种 " 零特效、全实拍 " 的创作方式，以真实的镜头语言传递大国军队的底气与自信。相较于艺术加工，《制胜》的纪实美学更具冲击力。每一个炮火轰鸣、每一次极速突击、每一场红蓝对抗，都让观众直观触摸到练兵备战的真实状态，实现了 " 真实即震撼、质朴即磅礴 " 的美学效果。在视听表达上，该片通过沉浸式视听建构，营造宏大与精微相融合的美学效果。在镜头运用上，该片实现全景宏阔与特写细腻的完美结合。航拍长镜头，呈现戈壁、深海、长空的战场格局与磅礴气势；运动镜头跟拍官兵演训、装备操作，还原实战实训紧张氛围；特写镜头聚焦官兵眼神、操作细节，捕捉军人的血性与坚守，让宏大的强军主题落地于鲜活的画面。节奏把控上，该片张弛有度、快慢交织。高强度的实弹对抗、联合作战快剪镜头，凸显现代战争的快节奏；官兵复盘反思、日常备战、坚守艰苦环境的慢镜头与抒情片段，舒缓了叙事节奏，让坚硬的铁血与柔软的温情有机融合。该片在概括 " 兵言兵语 " 方面，也力争做到精炼深刻。在讲到胜战基因的传承时，98 岁的志愿军老战士魏迪仁坐在轮椅上对 " 大渡河连 " 官兵呐喊：" 你们迎着你们连里的那面红彤彤的旗帜，一直往前冲啊，往前冲啊，去争取更大的荣光。" 一语胜过千言。此外，片中的 " 以当年渡河之勇，赴今朝跨海之征 " 等金句，让画面、声音、情感高度统一。四作为一部 " 融媒体片 "，《制胜》具有融媒体跨屏传播的鲜明特征，在传播上给行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它突破了传统电视纪录片单一传播形态，实现创作、传播、互动的多重创新。在传播载体上，实现大屏与小屏双向联动。影片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保证传播的权威性；适配短视频平台、新媒体客户端的传播特性，拆解精选片中的 " 高光片段 "，制作轻量化传播内容，便于移动端用户观看，实现全渠道、全覆盖传播，打破了圈层壁垒。在传播语态上，实现主流叙事的年轻化转型。该片摒弃了说教语态，以真实画面讲故事、以实战场景传思想，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真实、直观的表达形式，让主流价值观走进青年群体，实现党的创新理论的高效传播与深度浸润。综上所述，《制胜》以思想价值铸魂、以叙事创新破局、以纪实美学标新、以融媒形态拓界，是一部展现新时代人民军队强军兴军伟大征程的纪实力作，也是一部兼具东方美学、现代语态、主流价值的融媒体艺术佳作，为新时代军事题材作品、主流融媒体内容创作提供了借鉴价值。回顾《制胜》的创作实践，我深感它回答了新时代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创作的重要命题：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以生动活泼的艺术方式抵达人心？它的答案是——站在思想的高地上学习思考，沉到官兵的火热实践之中，并让每一块屏幕都成为讲述强军故事的窗口。文艺作品往往标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期待有更多优秀作品在思想之光的照耀下，用镜头书写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强军史诗。题图设计：许 硕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同期声摘选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战鹰，一年后便随先辈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今天，我们驾着更先进的战机光荣受阅，明天能否像先辈一样挺身而出，制胜战场？——第一集《战旗所向》有人问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第二集《换羽之 " 陆 "》顶得住才能打得赢，打得赢才能拒敌于远海。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制海，必为海制。习主席叮嘱我们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些年，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从清华（大学）到部队，从近海到深蓝，21 年经历了 5 型 7 艘战舰，我明白，走向远海不只是浪漫与梦想，而是数十个战位，数百名官兵，在暗夜里突破那些 " 不可能 " 的无声航迹，用智胜托起制胜，用担当的脊梁撑起远海防卫的屏障。——第三集《挺进深蓝》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我们每一名空军官兵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筑起不可逾越的蓝天长城。——第四集《空天砺剑》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得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第五集《东风浩荡》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一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第六集《联战联胜》（陈东方整理）
· 王希季。（央视新闻）" 在中国的航天事业里，自己不过做了该做、也尽力去做的事。"作者：朱东君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 "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 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6 年 8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105 岁。王希季的名字，与中国航天的多个 " 第一 " 紧紧连在一起。他是 " 长征一号 " 运载火箭总体方案的设计者，也是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在中国研制的 18 种探空火箭中，有 12 种由他担任型号负责人。他曾说：" 在中国的航天事业中，我不过做了我应该做、又努力做的事情罢了。"1999 年，王希季被授予 " 两弹一星 " 功勋奖章。他用一生践行了这份荣誉——为实现中国人的太空梦想殚精竭虑，直至晚年仍未曾停歇。目前，中国 23 位 " 两弹一星 " 功勋科学家中，仅有一人在世。他们在天空中留下的轨迹，依然清晰可见。" 他把困难留给自己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是 1970 年 4 月 24 日晚间从酒泉发射的，由中国首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送入太空，卫星入轨后很快飞出国境。第二天晚上 8 时 29 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级火箭飞经北京地区上空，第三级火箭上的 " 观测裙 " 反射出太阳光，在空中形成一个地面上 " 看得见 " 的亮点。无数双喜悦的眼睛追踪着那个亮点，其中一双是属于王希季的，他深知这光亮来之不易。1957 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紧随其后，也于次年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中国国内要发射人造卫星的呼声渐高，毛泽东很快有了指示："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由工程总体和 4 个系统组成，包括卫星本体系统、运载火箭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发射场系统。其中，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任务，于 1965 年落在了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以下简称七机部八院）身上，王希季是七机部八院时任总工程师。采用哪一种技术途径发展中国的卫星运载火箭，是研制人员面临的问题。同时，他们还面临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难题，要能在 1970 年左右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还要在技术上有所超赶，把比苏联和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大得多的中国卫星送入预定的太空轨道。但在预定的发射时限内，中国没有现成的火箭可以改进为卫星运载火箭。· 年轻时的王希季。（央视新闻）" 面对这些难题怎么办？" 王希季多年后回忆道：" 研制人员通过认真讨论，认为只有充分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充分利用中国可以利用的资源，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才能完成国家提出的新任务，满足迫切的新需求，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要把人造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运载火箭必须达到 7.9 千米 / 秒的第一宇宙速度。单级火箭不具备如此强大的动力，只能依靠多级火箭接力。于是，王希季带领他的团队提出了一个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研制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作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方案。这一方案充分利用了中国当时的导弹研制成果，在可靠的基础上力求先进，符合国情，比较简单又切实可行。当东方红一号卫星进入环地球运行轨道时，轨道倾角（卫星轨道面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为 68.5 度。事实上，在最初的方案设想里，这一倾角为 42 度。钱学森 " 四弟子 " 之一的李颐黎回顾了这段往事——李颐黎早年在钱学森指导下探索中国卫星技术和空间技术，从事过火箭、卫星和载人飞船系统的设计与研究，是王希季登攀航天科技高峰的重要见证者。李颐黎说：" 王希季当时是七机部八院的总工程师。在他的领导下，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室副主任朱毅麟、总体组组长倪惠生和作为参数组组长的我带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紧张地开展方案论证工作，并于 1965 年 10 月向国防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和工作安排会议提出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运载工具方案设想（草案）》。该会议确定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场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轨道倾角为 42 度。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一轨道倾角的确定没有考虑到后来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要求。"" 七机部八院 1966 年初开始了我国返回式卫星的方案论证工作，论证中研究人员发现返回式卫星需要更大的轨道倾角，不适合采用 42 度的轨道倾角。那么，东方红一号卫星能不能也选用较大的轨道倾角呢？我们计算了长征一号火箭沿不同方向发射时所能达到的运载卫星的质量，结果证明东方红一号卫星可以采用和返回式遥感卫星相同的轨道倾角。我向王希季总工程师汇报了这一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1966 年 4 月 1 日晚，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有关领导及主要科技人员在北京中关村召开碰头会，我也参加了。会上，王希季总工程师介绍了上述计算结果，他说：‘一个发射方向被选定了，若后续型号需要再变就很困难，因此倾角 42 度有问题，它不符合我国返回式卫星（需要的）轨道倾角。’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也说：‘第一颗（卫星）必须与以后的（卫星）结合，不结合就不行。第一颗还是搞极地轨道，这是个方向。’这次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第一颗卫星的轨道倾角要与后续系列卫星结合起来考虑。"· 20 世纪 60 年代，王希季（左）在上海机电设计院向徐向前元帅汇报探空火箭的相关情况。" 王希季总工程师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工程中是负责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研制的。如果仅从运载火箭考虑，采用 42 度轨道倾角可以大大减少运载火箭研制的困难，但他能从全局出发，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主动提出更改原定的东方红一号卫星轨道倾角。他把困难留给自己。"" 随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召开了人造卫星轨道选择会议，会议比较了轨道倾角为 42 度、60 度— 70 度及 90 度左右的三个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以 60 度— 70 度作为卫星的轨道倾角是最合适的。后来的实践也表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1970 年 4 月 24 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从 1970 年至 1983 年，我国发射的 3 个系列 13 颗卫星的轨道倾角均在 57 度— 70 度，大大节约了投资。"观察小小的降落伞1986 年 10 月，时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的任新民在一次讲座会上谈到他最近访问欧洲的观感时说：" 欧洲的航天界人士认为中国空间技术有两件事了不起，一件是独立自主研制出液氢、液氧做推进剂的发动机，另一件就是独立自主研制出返回式卫星。"研制返回式遥感卫星比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要困难和复杂得多。东方红一号是一颗不需返回地面的小卫星，技术比较简单，而返回式遥感卫星则要用航天相机进行对地摄影，并需要使储存对地观测成果的载体返回地面。一旦相机出现故障，卫星就无法观测地物；一旦密封不当，胶片就会曝光变得一片漆黑；一旦卫星调姿有误或返回舱制动变轨失灵，返回舱就不能转入返回轨道；即便调姿正确，制动可靠，若返回舱再入防热失效，降落伞没有打开或被撕破，返回舱也会被烧毁或摔毁。这样一项大难度的航天工程，于 1966 年落在了七机部八院身上。面对众多新课题，王希季带领研制人员提出了返回式 0 型试验遥感卫星总体方案。他后来在一篇有关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文章中写道：" 在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刚刚步入工程研制的时期，在受到国外严密的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如何提出一个完全依靠本国的力量自主创新，在技术上追赶苏联和美国（当时只有这两个国家成功发射并回收了返回式照相侦察卫星），能适应任务需求又具有发展潜力的返回式卫星遥感工程系统总体方案（指不仅提出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总体方案，还要具体提出与卫星处于同一系统层次的运载火箭、发射场和测控网应达到的设计指标要求，即进行返回式遥感卫星的外部设计），对于研制人员来讲，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 …… 在返回式 0 型试验遥感卫星的方案提出和其后的研制过程中，自主创新的瞄准点（一直）放在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国第一种返回式卫星遥感工程系统的功能上，放在使该工程系统有可能适应今后的发展要求上。"最后提出的方案是充分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能力的、由返回舱和设备舱两舱组成的、采用弹道式返回方式的大返回舱方案，兼顾了可行性和可发展性。当时，在如何回收胶片问题上有 3 种意见。一种是回收整颗卫星，一种是回收装载胶片暗盒的大容积返回舱，一种是弹射回收装胶片的容器。王希季决策只回收装胶片的舱段，并相应地在卫星构形上把卫星分为返回舱和设备舱两个舱段，前者装载储存胶片的暗盒，后者装载相机和卫星服务与支持系统。· 王希季在检查返回式卫星内部安装情况。（航天科技集团五院）1994 年，时任返回式Ⅱ型遥感卫星总设计师林华宝在发表的论文中认为，在返回式 0 型试验遥感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中，王希季卓有远见地决策采用大容积返回舱，从而使这种返回舱成为可适用于其他返回式卫星的公用舱，为后来研制返回式 I 型遥感卫星和返回式Ⅱ型遥感卫星时能集中力量去提高卫星的在轨性能和相机的技术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1975 年 11 月，返回式 0 型试验遥感卫星产品首次完成轨道运行和对地摄影任务，并基本上完成了返回舱的返回任务。此后，返回式 0 型试验遥感卫星第二颗、第三颗产品又分别于 1976 年和 1978 年成功完成飞行和返回任务。至此，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和航天摄影技术的国家。着陆回收系统是返回式 0 型试验遥感卫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而降落伞系统是返回式 0 型试验遥感卫星着陆回收系统的重要部件。在参与研制返回式遥感卫星着陆回收系统的日子里，王希季钻研起降落伞，上班时多方查找资料，在家休息时，又会翻出剪刀、针线、布头，做成小小的降落伞，让家人从高处放下，自己从旁观察。王希季还多次参加着陆回收系统的空投试验。用空投试验方法试验、检验和验证降落伞回收系统，是研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空投试验场基本位于偏远空旷无人之地，条件很艰苦。王希季如此回忆过其中的两次：" 一次空投试验，时值隆冬，选在结冰的内蒙古黄旗海。我们吃的是又粗又黑的‘钢丝面’，住的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的、只有一张床的、窗户也不很严的小屋。同志们爱护我，把仅有的一张床给了我，其余的人都睡在铺了稻草的地上。另一次是在天津地区靠海的芦苇塘空投，同志们在水深齐腰的芦苇丛中蹚水寻找空投模型，从上午找到下午才算找到。" 返回式卫星的回收系统，经过 58 次空投试验，反复改进，才送交总装和参加发射。后来，由王希季作为第一完成人的返回式 0 型遥感卫星与东方红一号卫星合并作为一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重复使用的并不都是经济的 "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曾批准立项研制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王希季也参加了飞船的论证工作。在曙光一号计划因故夭折后，他始终留意着载人航天的发展。1986 年，中国制定了跟踪世界高技术前沿的 "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即 "863" 计划，航天是其中重点研究和发展领域之一，这为中国载人航天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契机。1986 年 3 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以下称航天五院）开始了空间站及其空间运输系统的研究，王希季时任航天五院科技委主任。在他主持召开的航天五院第一次空间站研讨会上，五院 508 所提出了采用飞船向空间站运人运货、载人飞船兼做轨道救生艇的建议。当时，国际航天界发展的潮流是研制航天飞机，希望通过运载器的重复使用降低发射成本，中国多数专家也赞同航天飞机是世界最新、最先进、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中国应该尽快研制。但王希季研究后认为，航天飞机由于研制费用高，使用频率低，再加上每次发射的维修、储存等费用，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实现减少发射费用的初衷，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他写了一篇文章《重复使用的并不都是经济的》，论证自己的观点。1988 年 7 月，"863" 计划航天领域专家组召开空间站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论证结果评审会。会上提交的论证方案有 5 种，其中 4 种都是航天飞机，只有 508 所提出了飞船方案。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专家回忆，王希季作为评议专家，不顾多数人支持航天飞机的方案，坚持认为当时我国航天不具备超前发展的能力，也不具备全面跟踪条件，载人航天只有以载人飞船起步才是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好高骛远只会给国家造成浪费。此后，航空航天工业部拟进一步比较研究小型航天飞机和多用途飞船这两种方案。王希季又指导 508 所对多用途飞船方案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做进一步论证。在 1989 年举行的比较论证会上，李颐黎代表航天五院做了主张采用多用途飞船方案的汇报发言，发言稿由王希季认真修改，从任务和要求的适应程度、技术基础情况、配套项目规模、投资费用、研制周期 5 个方面，比较了小型航天飞机和多用途飞船，得出发展多用途飞船是中国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形成空间站的第一代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作为轨道救生艇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选择。1990 年 6 月，中国载人航天从发展飞船起步在航空航天工业部范围内取得了共识。1992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在神舟飞船研制过程中，王希季虽然没有在设计师体系内担任职务，但他对飞船及其各分系统的方案制订、技术攻关和产品质量保证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这在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载人飞船与其他航天器交会对接任务的过程中就有体现。原本方案对接的目标飞行器是神舟飞船的留轨舱，王希季一直不赞成。他和其他一些研制人员主张研制一个具有空间实验室主要功能的航天器，既用来突破交会对接技术，又用来试验航天员进驻空间实验室技术。这样虽然会稍许延后空间交会对接试验的时间，但能为研制正式的空间实验室打下更好基础。神舟飞船设计师系统最终决定采用王希季等人的建议，研制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2011 年，天宫一号发射升空，先后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飞船进行 6 次交会对接，为空间站的研制积累了经验。· 王希季（前排）与航天员在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前合影。（央视新闻）而建立空间站，正是中国跨世纪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的目标。在问天实验舱发射之后，梦天实验舱也预计于今年内发射，中国空间站即将完成在轨建造。2015 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 40 周年之际，94 岁的王希季受邀参加了曾参与卫星研制老同事的聚会。李颐黎是聚会的筹备组成员之一，他在欢迎词中概述了王希季多年来的贡献。王希季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说：" 刚才李颐黎谈了很多情况，对我过誉了，因为工作都是各位同志跟我一起做的，而不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过是带领大家，跟大家综合分析，然后做出决定。这个决定也不是属于我的个人创造，都是属于大家的功劳。我们是一个团队 ……"那次聚会让李颐黎久难忘怀：" 王希季院士虚怀若谷，他把几十年在航天事业上取得的成绩都看作是‘大家的功劳’；他平易近人，与每位参会者都一一握手，还同有的同志提起了往事；他对讲话后的多达十几种组合的合影，都含笑允诺。"那时，王希季仍然每天去上班，不生病、不下雨的话，八点半前肯定到。正是凭着这股精气神，王希季和中国航天人的太空梦想才能一步步走向现实。（感谢航天五院 508 所航天专家李颐黎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